北京聚宝荟艺术品鉴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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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北京聚宝荟艺术品鉴定中心 时间:2024-05-19 14:56:21 [举报]

    她林林总总列出了11个条件,先拿它们跟吴镇画的墨竹做对比,发现有一幅完全符合这十几个条件,其他的则一个都不符合。而一幅符合条件的《石竹图》恰恰是所有藏品中不为人知的,在徐小虎看来,这是因为假作太多,反而让真迹显得是“例外”,《石竹图》就是一幅“被遗忘的真迹”。
    次发现台北故宫所藏吴镇之画有伪的时候,徐小虎惊得发烧病倒,在家躺了3天。半年后,她才敢再一次去台北故宫提画研究。经过盘点,她认为台北故宫收藏的50多幅吴镇画作中只有三幅半是真的。
    她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蒋复璁。蒋复璁一听,说:“有赝品吗?太好了!那么我们应该马上开始研究,把真伪区分开!”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她建立了自己的鉴定方法,想要重新给古代画作断代,把那些真迹选出?来。
    可惜好景不长。1983年,蒋复璁退休,新上任的院长听说故宫有假画很不高兴,在看过《被遗忘的真迹》初稿后,他甚至不让徐小虎提画。为了继续研究,徐小虎只能请各路同学朋友帮忙找高解析度的电子版藏画。
    在那段时间,徐小虎写出了《被遗忘的真迹》,并因此获得了去牛津大学读博士的机会。谈及那段时间的经历,她觉得有点委屈:“院长可能觉得台北故宫有假画伤害了他的自尊。似乎(如果有赝品)就是皇帝没穿衣服。其实,皇帝没穿就没穿嘛!”

    这样的文化通才,前有大师无数,后恐来者寥寥了。
    说起傅熹年,同学王世仁和王其明印象深刻的都是“家学渊源”。
    王世仁是傅熹年住上下铺的兄弟,大学时曾去过傅家。那时傅家已经从“藏园”搬到西城区大觉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傅熹年的祖父傅增湘曾任北洋教育总长,自号“藏园老人”,家中藏书万千。王世仁记得,连门道里都堆满了书,书房里满墙都是书柜,放着“二十四史”等古籍。他印象深的是希特勒的水彩画集子,全中国就这一本。
    傅熹年的父亲傅忠谟是玉石鉴赏家,1951年调到文化部文物局工作。当时文物局刚成立,不少人是从外地调来的,住集体宿舍,周末常到傅家聚会聊天。其中,张珩、徐邦达和傅家世交启功等人都是精研古代书画的。他们闲谈间说的都是古书画,有时还展开辩论。有一次说到宋徽宗的柳鸭芦雁图,张珩说柳鸭是真的、芦雁是假的,徐邦达和启功不同意,后来确实在芦雁上发现了问题。

    他没想到的是,四年级划分时,清华营建系已改为纯工科的建筑系,没有了建筑史。他被分到工业建筑,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幸而1956年9月中科院与清华建筑系合办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梁思成任主任,傅熹年被所在单位派到这个研究室工作,得以回到母校清华。他以为终于实现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夙愿,但命运再一次捉弄了他。
    反右运动中,因一些私下闲谈被人揭发,他被划成右派,1959年春下放建筑工程部的北京南口农场劳动。
    说起这次下放,他只淡淡地说工作是“放牛、养猪、种老玉米”。他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是给母猪接生,十个八个呼噜一下子就生出来了,“挺好玩的”。下放的近两年里,他抽空反复通读了带去的《资治通鉴》和宋《营造法式》。
    1960年10月,他摘掉了右派帽子,返回单位。反右后,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已被清华撤销,经梁思成联系,傅熹年等非清华人员调到了建筑工程部所属的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历史室。工作室的主任是梁思成,副主任是刘敦桢、汪季琦。傅熹年被编入民居研究组,参加了王其明负责的浙江民居调查。

    王其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组里有两个能人,一个尚廓,一个傅熹年,两个人手下都很有功夫。
    建筑科学院的图书馆搜购了很多建筑方面的书籍,有的是外文原版的。傅熹年提醒王其明,其中有两前欧洲建筑师到乡村采风所画的建筑速写图册,还有一本日本的《百栋集》,一百栋住宅每栋都配了一张平面图、一张剖面图和一张透视图,可以参考。王其明深受启发,觉得浙江民居调查也可以这样做。
    傅熹年作品:浙江杭州上天竺民居写生稿。
    王其明说,光画平面图、剖面图不足以显示建筑物的优点,要画透视图,傅熹年画透视图是一绝。“他的表现能力特别强,图画得可帅了。他画的那些民居写生图,有远有近,有大有小,配上的那些树也很好。因为他对国画的见识也比较多,很有才气的。”

    封建王朝对住宅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傅熹年将这些规定与《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中所画的建筑加以比较,发现大都是吻合的。那些简单的小房子和孤立的工字形屋子可能是农民的住宅,面阔三件、歇山屋顶的可能是官僚住宅,没有三间大门和歇山屋顶的大宅子则可能是没有官职的大地主豪商的住宅或别墅。
    傅熹年将这些研究成果用于建筑史中,得到刘敦桢的赞许,他顺便撰写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的北宋建筑》等论文也陆续发表。
    傅熹年作品:元大都大内宫殿延春阁复原图。
    “精神会餐”
    每次一有运动,跟“封资修黑货”打交道的建筑历史室都是首当其冲,右派傅熹年更是在劫难逃。
    “文革”开始后,傅家被抄,全家人扫地出门,挤住在大觉胡同一个大杂院中。傅熹年在建筑科学院做了三年水暖维修工,平日逐户维修,冬天烧采暖锅炉。院里的人想要暖和一些,他就把火烧得旺旺的。

    有一次,启功偶然从一个信封里找到几张“漏网”的敦煌写经残片照片,与傅熹年同看,说其中一张好,书法秀美潇洒,毫无职业写经人的习气。
    这是一篇写经的发愿文。文中称,自己发愿要写三千部《妙法莲华经》,以为亡母“太原王妃”祈福。两人都觉得“太原王妃”眼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
    几天后再见面,启功高兴地说,终于想起来了!武则天之父武士彟死后追赠太原王,太原王妃即武则天的生母杨氏。但武士彟还有其他子女,不能确定要发愿写经的就是武则天。当时无法查资料,这个疑问只能暂时搁置了。
    1968年底“清理队伍”后,傅熹年获准回到人民队伍中,随全院职工整体下放河南的“五七干校”。之后,建筑研究院被撤销,人员星散。傅熹年被分配到甘肃天水,在国家建委第七工程局的工程公司为技术员,再次离开了古建。

    8月底,期巡回鉴定在北京启动。在故宫博物院丽景轩鉴定书画,以“文革”中的抄家文物为主。接下来,先后鉴定了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总店、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馆所藏书画。
    由于鉴定组大多是高龄老人,鉴定只在春秋两季进行,每次三个月。《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名画当然也要过一下眼,过完就赶紧收了,这些都是早已公认的国宝。
    1985年、1986年上半年,鉴定组移师上海。在上海,发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
    上海博物馆所藏元代名画中,有一卷题为赵孟頫所绘《百尺梧桐轩图》。此图绢本,青绿设色,画的是园居闲适之景。图中一人便服闲坐在梧桐轩中,旁有一童子捧茗,一使者抱琴,高大的梧桐树环绕四周。全图笔法秀雅,设色工丽。画后有周伯琦、张绅、倪瓒等七人的题诗,都是元末名家。对此画是否为赵孟頫所画,傅熹年提出了不同看法。

    傅熹年还回忆,鉴定组开会时,他和刘久庵常坐在一起,互相交谈。每次提出反对意见,总有人会问:你说不是他画(写)的,那你说是谁画(写)的?可能有感于此,一般鉴定时定其真伪就够了,但刘久庵还进一步研究伪品,尽可能找出作伪者,如指出多件祝允明书法都是吴应卯、文葆光伪作的。刘久庵不但熟悉大名家,还熟悉中小名家,对一些名家的不成功之作,他往往能力排众议定其为真笔。
    巡回鉴定工作于1989年底结束,共过目全国6万多件书画作品。作为鉴定成果,出版了10册《中国古代书画目录》,其中编成24卷彩色《中国古代书画图录》

    巡回鉴定休会期间,傅熹年还于1987年秋赴美国考察了博物馆藏中国书画。考察是由美国华美协进社社长、翁同龢之孙翁万戈安排的,原拟安排王世襄赴美,但王世襄将这一机会让给了更熟悉书画的傅熹年。
    傅熹年历时110日,参观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10个博物馆,看了大量以前只见于著录书和图录上的名作,大开眼界,归后整理成《旅美读画录》。
    他此行有成就感的,是在参观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时,在一个普通库里发现了国宝级的南宋画家夏珪真迹《洞庭秋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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